加拿大生完娃也被裁！每年2.5万女性产假后失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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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拿大生完娃也被裁！每年2.5万女性产假后失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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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许多加拿大职业女性而言，休产假本应是一段受法律保护、可以安心与新生儿建立情感联系的时期。然而，一份最新调查揭示了残酷的现实：所谓的“母职惩罚”（Motherhood Penalty）正让成千上万的母亲在休假期间或重返工作岗位时失去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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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o7 _4 u* D$ C! c安省惠特比（Whitby）的阿丽娜·哈拉莫娃（Arina Kharlamova）在生下第一个孩子时还是一名自由职业者。她发现在照顾新生儿的同时还要工作压力巨大，因此在准备怀第二胎之前，她特意找了一份全职工作，以便能享受带薪产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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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B: q. v0 j. {) H: I$ R她说：“我的计划是获得更多安全保障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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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在2020年初找到了一份工作，2021年底怀孕，并于2022年8月开始休产假。但在产假开始两个月后，尽管她的绩效评估良好，却得知自己被裁员了，而她亲自培训的接班人则留了下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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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拉莫娃说：“我一下子脑子就乱了，满脑子都是‘之后我该怎么办？’”她原本希望能够安心享受和新生儿相处的产假时光，但这个梦想在得知失业后瞬间破灭，“我必须从零开始，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，而且毫无计划。”
在加拿大，尽管产假在法律上受到保护，但产假期间被解雇的案例其实并不少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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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一个致力于职业母亲权益的社区和倡导组织“Moms at Work”的调查，加拿大有15%的女性在怀孕期间、产假期间或返岗之后被解雇、裁员或未获续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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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组织的创始人、职业教练兼人力资源顾问艾莉森·文迪蒂（Allison Venditti）指出，这相当于每年约有25,000名女性受影响，是全国平均裁员率的三倍。


报告指出：“从政策条文来看，加拿大对产假的保护很健全；但在现实中，却未能解决母亲们面临的系统性障碍。”该调查共采集了1300多名在2022和2023年生育的职业女性的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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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V% H. V9 M2 X; E( i$ E这项调查由“Moms at Work”联合雇佣和劳工法律事务所Hudson Sinclair进行，并由西安大略大学人口学家兼社会学家蕾切尔·马戈利斯（Rachel Margolis）负责数据分析。受访者通过网络推广及向女性组织征集而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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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D$ e9 y  l, M5 _报告指出：“产假及其前后这几年，是女性从职场大规模退出的关键节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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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拉莫娃表示，自从她开始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后，收到很多其他女性的反馈，也曾在生育期间遭遇失业。她说，“大家都以为产假是一个受到很好保护的时期，其实根本不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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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加拿大劳工法》，雇主不得因员工怀孕或休产假而解雇、暂停、降职或惩罚员工。然而，正在休假的员工仍可能在公司大规模裁员中被包括在内，大多数合同工也不受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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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还发现，26%的受访者在产假回来后收入下降，80%的女性表示公司对她们回归工作缺乏清晰安排，超过40%的人考虑辞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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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 B6 J0 p) v( Y5 C" F报告指出：“‘母职惩罚’（Motherhood Penalty）正在扩大性别收入差距，减少女性劳动参与，并限制其在领导岗位上的发展机会，这将阻碍性别平等与经济增长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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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呼吁，应建立更有效的机制，让女性在休假期间保持与工作单位的联系，制定正式的回岗计划，推行灵活的工作安排，并彻底改革目前隶属于就业保险体系的联邦产假和育儿假政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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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母职惩罚”是一个已有充分研究支持的社会现象，指的是母亲在生育后薪资通常会下降，而父亲的收入往往会增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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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BC大学社会学教授伊丽莎白·赫希（Elizabeth Hirsh）长期研究与母亲相关的职场歧视问题。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，赫希及其团队分析了约160起提交给人权仲裁庭的就业歧视案件，发现主要有两类冲突源：一类是员工提出特殊照顾安排时发生的冲突，另一类则是认为雇主出于偏见而做出某些决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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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还发现，指控雇主有偏见的案件更难胜诉。赫希说：“母职歧视之所以难以界定，是因为员工很难证明或识别出，某个决定确实是因为她是母亲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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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雇主往往会以‘表现问题’来掩盖他们的决定。”她说，“但其实这类论据非常站不住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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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Moms at Work”的文迪蒂说，参与调查的女性中，有人甚至被公司直接告知应该把重心放在家庭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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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公司会说类似‘我们需要一个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’这种话。”她说，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往往是不现实的——既要事业有成，又要承担家务与育儿，但许多女性几乎做到了。


“她们有能力、有热情、有责任心，只是选择了生孩子——这是整个社会都在鼓励她们去做的事。”文迪蒂说，“但现实是，这套系统正在惩罚她们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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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建议，遭遇类似经历的女性应“立刻找一位就业律师”，但她也强调，责任不应该落在女性身上，而应由公司来改变做法。“公司不是抽象的系统，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。”她说，“是一些人选择解雇孕妇或正在休产假的女性。我们该如何改变这一切？和其他社会变革一样——当人们认定‘这不可接受’，事情才会开始真正改变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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